早期教会的问题与滥用

早期基督徒亲吻在血缘上与自己无关的人，这种做法导致谣言说基督徒参与的聚会是野性的、纵欲的。这里的假设似乎是，如果信徒在基督徒聚会的门口互相打招呼时都会与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接吻，那人们只能想像这些人在暗处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参见Benko, Pagan Rome, 98; Penn, “Performing Family,” 169–70）。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公元100–165）为基督徒辩护时的背景似乎就是这样，有人声称基督徒滥交，而游斯丁说：“我问这个问题：您是否也对我们抱有以下的信念……即在宴会结束，灯火熄灭之后，我们会有滥交的行为？” （Dialogue 10.1; compare Athenagoras, Legatio pro Christianis 3.1）。

异教的丈夫可能会误解其妻子的行为，而产生错误印象，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 160–225之前）也写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谁会让她赴他们所诽谤的那位主的宴席，而不产生怀疑？谁会任凭她偷偷潜入监狱亲吻殉道者的铁炼、忍受如此的痛苦？是的，然后还以亲吻问候任何一个弟兄？” （Ad uxorem 2.4.3）。特土良针对的是一个非基督徒丈夫的角度，以及他能否允许他归信的妻子与包括男人在内的其他人交换仪式之吻。这样的场景设定——即信主的妻子和她因此而被异化的家庭——是在所谓行传类伪经中是很常见的 （例如， Martyrdom of Andrew 177–94）。

接吻的做法也给基督徒圈子带来了问题。正如护教者雅典那哥拉（Athenagoras）（ 公元 133–190之前）所证明的那样，原本是圣洁的吻很容易变成不圣洁的吻：“ 我们使用兄弟姐妹的名义，以及其他关系的名称，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确保他们的身体不被污染和滥用；那道再次对我们说：“如果有人因为给了他快乐而第二次亲吻，[他会犯罪]；”…因此，应该对亲吻或称呼致以最谨慎的态度，因为如果有的话至少与思想混为一谈，它将我们排除在永生之外”（Legatio pro Christianis 32）。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约公元后 150–215年）也评论了基督教敬拜中滥用圣吻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被呼召进入上帝的王国，让我们通过爱上帝和我们的邻舍活出配得上那个王国的生命。爱不是通过亲吻来判断的，而是靠善意来判断的。有一些人使集会中回响的只有他们的吻，而他们的心里却没有爱。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亲吻的无限制使用使它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诽谤。应该从一个神秘的意义上去思考（使徒称其为圣洁的）。相反，让我们用贞洁和自制的嘴来品尝（神的）国，并在内心实践善意，因为贞洁品格就是这样发展的。在圣洁的幌子下，还有另一个不圣洁且充满毒素的吻。您是否意识到，就像一只有毒的蜘蛛只用嘴巴触碰一个人却造成痛苦一样，同样亲吻经常会被注入欲望的毒素？对我们来说，很明显，亲吻不是慈爱。”（Paedagogus 3.81.1–82.1）。

这种对礼仪的滥用最终导致一些社区建立了在基督教会内部交换圣吻的规定。 使徒传统 （大约在公元后第二世纪至第四世纪）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让妇女站在教会[单独的空间]自己祈祷，无论是女信徒还是未受洗礼的女信徒。当她们完成祈祷时，未受洗礼的女信徒不应该问安，因为她们的吻还不是洁净的，让女信徒们互相亲吻。男人应该亲吻男人，女人应该亲吻女人，而男人不应该亲吻女人”（使徒传统18.2–4）。这种习俗在大多数现代基督教传统中已被剔除，并被问安所取代（Philips, “Ritual Kiss,” 269–73）。